这是罗香林先生在香港大学当讲座教授的时候提出来的。饶先生当时是罗香林先生的同事，也在香港大学中文系。可是我们可以看出来，饶先生对这个问题思考了很多，他提出了一个论证，说在雍正十年之前，从行政规划上面来说，梅州等客家地区其实当时是归在潮州里。他这个文章里面第三条就讲到了三个要点，从唐代以来的文献记载，潮州土著畲族的相关传说跟遗迹的重要性。畲族我们知道，浙江、潮州都有，广东其他地方也有，香港澳门也有，很重要，可是现在关注畲族史研究的学者还是不太足够，比如说对于潮州畲族的研究，对于香港畲族的研究，这个香港的畲族后来曾经有一次统计说有30万人，可是有另外的30万人是跑到英国去了，所以现在在英国也有畲族。饶先生当然没有提到这些，可是他点出了在潮州学的研究里面，这个畲族是重要的其中一块，因为咱们是中华民族。

然后是潮汕地区的考古成果，就是饶平浮滨文化的遗传，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典型、有代表性的文化遗传。他还提到了戏剧的问题，就是关于潮调与昆山腔并列，他认为与温州南戏有一定的关系，这个也是他的文章里面的其中一段提到的。这个文章的第六个要点里，他提到了潮州方言语系众多，而且都与古音有关涉，所以研究潮州方言，对研究我们中国的中古音、上古音是大有好处的，还有潮乐跟上古的律有关。他短短的一篇文章信息量很大，那是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提出来的，应该独立一个学科叫潮州学。

饶先生本人很早就参与这个潮州文化的研究，我下面就讲一讲他的背景，就是饶先生的学术。我们说饶先生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百科全书是怎么来呢？就是从地方志来的。因为他搞地方志的时候，他什么都要搞一点，从考古一直搞到现当代，他都要搞一点，所以他的学科领域就已经比较广博了，慢慢地，他再把那个范围从潮州扩大到全国，甚至国际汉学等等。他从1935年到1937年间，完成了他父亲饶锷先生的遗著《潮州艺文志》，1938年又出版了他有关潮州史地的论文集《潮州丛著初编》，在1949年的时候他就出版了他总撰的民国版《潮州志》。当然这个是不完整的，有一些当时是还没有出版的。从这些著作之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学术是从传统的方志学走向现代的，比如《潮州艺文志》，饶锷先生初撰艺文志的时候，用的是温州经籍志的陈规，饶先生在续编的时候，就在这个基础上，义理稍有更张，主要是哪方面呢？就是增加了那个书籍的资料的订误和存疑，实际上他只是略作微调，大致上仍然是那个传统的路子，还是跟着饶锷先生的路子。有的学者认为他把他的父亲饶锷先生初编的《潮州艺文志》都改动了，但我看过之后跟一些学者有不同的意见，我觉得他大致上还是跟着饶锷先生的传统路子，就是改动得不大，微调而已。我觉得就是刚好代表了这两派的观点。到了饶先生自己总撰《潮州艺文志》的时候，可以体现出他在传统地方志的范式基础上面，已经有积极吸纳现代化学术方法的倾向。这个我借助了前辈学者陈香白先生，作为饶先生《潮州志》的一个归纳分析，他就说了饶先生有八点，其中超越了传统地方志走向现代化的比较明显的第一点，他的方法灵活，比如《大事志》，用了大量的图表，他很注意调查，还采用了近代科学观点和方法。这八点合在一块，我们就可以看出它实际上就是传统跟现代的结合，特别是《潮州志》里面的《艺文志》。他也讲现代化，他也不排斥传统，基本上他一直走的都是结合的路线。

然后是研究内容的范式现代化这个部分。大概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饶先生的学术工作已经超出了传统方志学的范式，他逐渐专注于不同专题的专著跟学术论文的写作，这是范式方面。然后在潮州学这个方面，我们就以下面这三个范畴作为重点。按我的题目，就是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为什么讲四五十年代？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其实饶先生很早就开始从传统走向现代，并不是后来的事情，他四五十年代的这几个范畴的一些著作，其实已经可以看出他在意识上的现代化转向，在方法上的现代化转向，在范式上的现代化转向。譬如考古学，我选的就是这两本，这个《潮瓷说略》其实应该是篇名号，它是一篇小论文，可是小论文很重要。还有《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韩江流域就饶先生处理的这些史前遗址都没有发掘，他其实就是采集。在考古学里面采集也是其中一种方法，有的时候条件还没有成熟，你不一定真的得做那个挖掘，你就在表层采集，也能得到很多信息，所以现在考古学生们非常重视科学与专业地学。我们一般说文科里面有两个学科是最科学的，一个是考古学，一个是语言学。饶宗颐先生在1950年出版的这本书就已经清楚体现了这个现象。他的这个书这第一页，它大概分六部分：发现史略，然后讲了12个遗址，然后是石器包括那个制作、石质、石器种类、各地的石器记录、陶器陶片简述，然后颜色、形制等他都讲。后来我假定结论后记，那个时候饶先生是总结了1941年以来的韩江流域各类史前遗址及其文化的现代考古学的著作，也是潮州考古学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他用上了符合考古学专业和科学的手段，其中特别就是在陶器陶片的部分，他是与北方的陶器以及安徽寿县的陶器做了比较研究，他就比较科学，他不是说自己看了感觉怎么样就完了。然后，陶片的花纹他又与东南沿海各地做比较，还有台湾、海丰、香港等地的相关资料做出了比对，进而对潮州遗址的文化城，就是没有挖掘的、光这些表面采集的文物，告诉你一点他的初步判断。其实在后来来说，我们发现可以更正饶先生的几乎是没有，所以进而对潮州遗址的文化城的年代做出了比较客观的推测，这个是为后来的潮州考古学奠定了极为有益的基础。

讲到潮州考古学，向大家报告一下，我曾经在前几年港大跟中山大学的合作中做过一次考古工作，这个也是饶先生很关心的，他自己掏钱支持这个项目。可惜当时的考古队的人员都四散了，我都已经退休了，这个考古报告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发表，简报就已经发表了。饶先生做了三点假定结论，你们可以看出来，它其实是很严谨、很现代化的——他根据王岐山虎头岭的陶片，认为是南方系越民族使用的几何形印文文化，那么源自龙山以及小屯在长江流域成立的混合型文化，他讲得很细了，他是以安徽寿县的一部分为代表，然后说这种风格是南渡到江西、广东到潮州，他连那个大致的路线都讲了，我们不信的话，我们现在可以回头潮州、广东、江西，你回头把那些考古报告再看一遍，大概就知道差不多是这样。第二点，他就解释了一个问题，就是龙山黑陶文化到了江西之后就停止发展，没有再南传了，所以饶先生说在韩江流域没有发现黑陶。第三点就是韩江流域发现的陶器是南方型的越民族文化系统的遗存，这个著作在1950年出版前，饶先生曾经向郑德坤、意大利的麦昭良神父还有两名留在台大教书的日本非常有名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请教，他们都予以肯定。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的邓冲教授跟我是老搭档了，我们以前做考古的时候，一般我跟他组队的话，他是队长我是副队长。邓冲教授讲过，饶先生是他硕士时候的老师，他说饶先生的考古学放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就是当时第一流的考古学家的水平。我为什么要特别标注这个呢？就因为现在有很多考古学界的专业考古学家们，不承认饶先生是考古学家，说他没有做过田野挖掘。你不能光凭这一点就否定饶先生的考古学，你光从韩江流域的这本小册子，主要看他的方法，看他那个分析问题的意识和方法，首先就知道他是科学的现代的，第二就是在当时四五十年代他的考古学水平是很高的。

接下来就是《潮瓷说略》，饶先生是在四五十年代在日本陶瓷协会的《陶说》这个杂志上面发表了《潮瓷说略》。这个文章获得当时日本的中国陶瓷研究大家小山富士夫的重视和推进，是全球范围里研究潮州宋瓷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这里面提到的两件潮瓷，饶先生告诉我本来是他家的，就现在归国家了。所以他研究潮州宋瓷，有那个优势，最重要的东西就在他家里。所以这篇论文到现在还是研究潮州宋瓷根本不能不看的，还没有过时。中文版的就是《潮州宋瓷小记》，很短的一篇文章，可从这个版本就可以看出来，他的研究方法仍然是现代考古学跟文物学的方法。他全文是什么呢？第一个介绍了窑址的发现，然后对窑名也就是潮州窑的名称作出了考证，然后对潮窑的衰落，潮窑在瓷史上的地位作出了论断，然后还揭露了一个他认为比较罕见的文献，然后就是陶瓷史上的古潮州，然后又附了9张图。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这就是饶先生提倡的研究上古史的三重证据法。其实他提倡的三重证据法也好，两重证据法也好，可以扩充到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所有的领域，都可以用这个方法的。出土文物加上那个传世文献，那就是王国维先生讲的二重证据法。第三条是出土的文物上面有文字的那个部分要特别重视，比如说出土的青铜器上面有铭文，跟没有铭文的那是两类，没有铭文的是归第一类，有铭文的就第三类，双重证据法就是这样的。你放在研究潮州宋瓷上也是这样，没有铭文的宋瓷是第一类，书本上面记载的那是第二重，然后有铭文的就是第三重。第三重那些铭文给你的信息，让你可以考证、有更深入的研究可做，就符合他后来在八九十年代提倡的三重证据法，后来又发展到了五重证据法。

关于历史人类学，我这次选的都是四五十年代的饶先生的著作，不管是书或者是论文，主要就是想跟大家汇报他很早就已经有学术现代化，就是走出传统方志学的这种研究潮州学的现代化的转向，饶先生大概就是先锋。1948年，他在汕头大光报方志周刊第四十四期上面发表《福佬》这篇文章，对潮州的福佬群体做了比较详细的研究，他指出福佬最初并非潮州土著，大概是来自福建等地，与客家同为中原彝族。客家是居于山区，福佬是居于沿海地区的，饶先生的观点是，严格来说这个福佬跟客家都可以成为客家人，只不过居住环境是不一样的。那从这个文章的研究方法上来看，虽然这是短文，但你还是能看到它就是文献和语言学的结合，它是怎么论证它是一个跟别的不同的一个群体，饶先生把语言学的一些材料用上了。

然后这一篇《潮州畲民之历史以及传说》，饶先生对潮州的少数民族畲族的历史传说做出了历史的一种研究，它的英文版可能更详细一点。从方法论上来讲，它是结合了文献记载、民间传说跟田野调查来做的综合研究，可以说是潮州学研究之中的历史科学的一个经典，这篇文章我认为研究潮州学里历史人类学还是不能绕过的，主要的就是他的方法。许多现在的人觉得现在的资料比他更多了，可是你的方法、你的结论大概还是饶先生当年用过的方法，他就是第一个用这个方法的，我们要承认许多时候我们受了影响，自己未必很清楚，但应该搞清楚自己受了一些什么影响。

第三个就是历史地理学，从1946年开始饶先生出版《楚辞地理考》。讲到楚辞地理考，我这里插一句，关于《楚辞地理考》，饶先生很成功地跟钱穆先生辩论，关于楚辞里面提到的一些地名，他是比钱先生占优的，他在广东通志馆看了大量的地方志，就全国的地方志，一两千种他都看了，他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可以跟钱先生的《楚辞地名考》做一次辩论。据我所知，钱先生其实一点都没生气，反而觉得饶先生做得非常好。后来五十年代初，在香港那个新雅书院的时候，钱先生就直接聘饶先生为教授。在他1952年到香港大学去之前，他已经是新雅研究所的教授。在潮州学方面，他早在四五十年代就已经有不少历史地理学方面的著作，我今天我就讲1947年、1948年跟1949年这三篇，1947年这篇《清初潮州迁界考》，我们研究福建广东都知道，在清初因为要统一，要打台湾之前，我们就要内迁五十里。所以饶先生讲的就是潮州这个方面的一篇学术论文，这篇论文的文献史料非常翔实，提供了很多数据表列，后面还附了相关历史事件的年表等。我以前研究过澳门，那个时候澳门东南大学没什么书，饶先生就说那你就学我的方法，从考古一直搞到现当代，什么都搞一下，先集中港澳，我真的就这样做了。我们可以看出他这个时期有关潮州学的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式已经非常现代化，非常接近后来西方的社会史研究。

然后现在那个计量历史学，我没看出来，我们港大现在历史文化研究所的所长陈志武教授，他一直在推那个计量历史学，他本来是个金融学教授，他是搞金融的、搞财经的，他现在转过来搞计量历史学了，我看了他的计量历史学的书，我就感觉没比饶先生有什么特别。还有那个全汉升教授，全汉升教授是中研院的历史学院士，他是搞经济史的，也是大量的数据列成表，这些数据哪来的？都是在古籍上面整理出来。所以饶先生当年的工作量很厉害，看得出来饶先生年轻的时候是非常细心的。

这篇很特别，这篇严格来说不是饶先生写的论文，是他为另外的一些科学考察的报告写的摘要，《潮州天然富源》。他在前言里面都讲了，他是根据1931年到1948年，什么人的科考报告、哪个专业的地质矿产专业的科考调查成果做了摘要。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地质学、矿产学不是他的专业。饶先生对什么都有兴趣，所以这个不出奇。实际上我觉得他当时在编《潮州志》，就专家修志，他作为总撰，就什么都要知道一点，所以他就做摘要，就别人的科考报告我拿来做个摘要，也把它发表了，让那些读者看得更容易一点，因为那个专家写的可能太专业了。他就是在潮州学研究里面，要引入有现代科学依据的资料方法，要经过专业调查的研究成果，这个就是他的动机、他的目的，是为人文学科引入现代科学的一个示范。他自己讲过，他对于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特别崇拜，他年轻的时候还写过顾炎武学案，可惜那个稿子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不见了，就剩下一两篇小章讲顾炎武的，他对顾炎武一直很关注，他受顾炎武的影响很深。

第三篇就是《隋代潮州与琉球之关系》。从这篇我们可以看见饶先生的历史地理学的视野，他说从潮州出发可以远至域外，就是说潮州学不只局限于潮州，跟潮州有关的题目也可以延伸到海外。它主要是从隋代所制的琉球的历史文献切入，然后详细考证了中外各家学者的论述，就是说某个人怎么讲，有人又怎么反驳这个人等等。他自己中间有点小判断，可是大的方向、大的结论他一点都没有。关于隋代潮州与琉球的关系的，你看饶先生这篇文章就太好了，在饶先生之前大概有些什么学者讲过，他都跟你讲。他评议了相关的问题，为后人进一步研究铺下了基础，但他自己不下结论，因为他觉得什么可能性都有，下不了结论。它很细致的，比如说文献上面记载的这个岛的这个名称是不是现在的哪个岛，怎么考证。他后来没有搞这个问题，我也没看见，这个应该可以再做，就是潮州在历史上与琉球的关系。饶先生就是潮州学的倡议者，他自己渊博的学问也是早年就从研究潮州的地方性知识开始的，然后逐步深入跟扩展出来的。我们认为他早年的学术研究是从传统学术之中植根，然后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总撰潮州志的时候起，就大步走向二十世纪五四运动以来的在中国学术界都将成为主流的现代化研究方法。他同时结合了清儒的治学传统，以那个为基础的，特别是乾嘉学派的等等。重要的是，他有新的意识、新的事业，他用这些来开拓各个新的领域，最终成就了人们所说的百科全书式的一个大学者。

●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副馆长、高级研究员 郑炜明

（此文根据作者2023年11月25日在第二届潮州文化论坛开幕式上的发言录音整理）